自九百六十年宋太祖赵匡胤于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到一一二七年金军攻进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王朝的灭亡，综观北宋政权的版图，在秦、汉、唐时期早就属于中原王朝的广大的北方和西北地区，都不在整个北宋时期管辖之列，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地区建立了于中原北宋王朝平起平坐的少数民族政权。
从赵匡胤攻打北汉与辽兵作战到真宗赵恒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太宗、真宗两朝皇帝对北方辽朝、西北的夏用兵都未能拿下，而且还一度遭到惨败。难道辽兵真的如此厉害，辽朝真的如此强大不可战胜？先看看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战况如何。
汉朝时，北方有强大的匈奴政权。西汉初期由于经济的凋零、物质的匮乏，对匈奴作战中遭遇到重大挫折，西汉政府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到汉武帝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经济的发展，对匈奴作战中大败匈奴，将其赶入大漠之北。东汉时，彻底击败匈奴，其也被迫西迁，离开故土。唐朝时，北方草原的突厥异常凶猛，对唐边疆时常侵扰。太宗和高宗时，几次用兵一举拿下东西突厥，使其一部分归降唐中央政府，一部分西迁。可见汉、唐时期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用兵都大获全胜，使北方广大地区不可能脱离中央政权而独立，从而成就了统一王朝的功业。
北宋时期的辽、西夏是否比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还要强大，这个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此时的北宋王朝在经济、军队人数上绝对胜于汉唐，却屡败于外敌，没有像汉唐一样一统河山。在中国这样一个追求正统、完美、完整的传统国度里，北宋的皇帝们也极想打败辽、西夏，实现祖上一统天下的梦想，成就个人的千秋伟业。但他们大多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多次对北方的用兵不是打成平手议和就是惨败而归，但后者要占大多数时间。正是由于屡败不胜的缘故，主和派在朝堂上占据了上风，主战派遭到排挤。自宋仁宗开始以后的各皇帝，整个北宋中后期一直推行屈辱求和的路线。不知宋朝的皇帝们在临死前有没有悔恨过。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宋辽夏金时期，北方草原地区进入一个气候变冷时期。气候的变冷，使得居住在此的居民不能适应转而向较温暖的南方迁徙。为了争夺适合自己居住、生活的领地，他们拚了命的要南下，这就为辽朝的臣民、兵士一定要在南下进攻中击败对手打足了气、鼓足了劲，不使劲打，就会被击退北返，而那又生存不了。是这一信念使得辽兵个个凶猛，能以一当十。宋朝生在此时，遇上一个不要命的狂徒，也只能说她不走运。
说起内因，不得不提的就是她的庞大腐败的军事制度。北宋从宋太祖到宋仁宗，禁军人数从十九万三千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全国总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变得空前庞大。太祖、太宗时选用的禁兵多已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减，后来的兵士没有听过战鼓，不识战阵，平时缺少训练。仁宗时，禁军领粮都要雇人挑。东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游，衣服举措都不像兵。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皮夹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知道作战，见到敌人就怕死。宋对西夏作战屡战屡败。据说，西夏听说宋兵多禁军，就举手相贺，亦未必胜。禁军由太祖时的精锐变为腐败虚弱，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将帅无权，军队缺乏训练，矛盾逐渐显露。太祖、太宗或亲自领兵作战，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战事。他们出生将帅，显得从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由皇帝制定阵图只是束缚将帅，难以临阵指挥。将帅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往往争论不决。主帅要与鈐辖、督监等聚以，也是人人各出意见，议论不一，是士兵平时缺少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
也难怪啊，这样一支虽数量庞大但素质极其低下的军队加上死板的没有一点灵活性的作战方针，怎能胜过北方凶猛、骠悍的辽兵。纵有杨业一门虎将，也不能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
不光军事制度上出了问题，官僚机构的毛病也深入骨髓，不可救药。北宋科举取士泛滥一时，加上皇室贵族的恩荫授官，受官人员多的出奇。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宋真宗时，宣扬遵循“祖宗旧法”，在孔孟儒学的思想统治下，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一个部门设有好几个管事的，但个个都不去管，使得重要讯息特别是边塞军事情报不能够迅速报达中央，导致未能及时做出决策而贻误战机。
愚以为，正是由于这些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导致北宋在对北、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用兵最终不能获胜。其内在的腐朽不堪的制度为其在对外战争中埋下了不可逾越的门槛。
参阅 蔡美彪 李瑚 朱瑞熙 卞孝萱 王会安 著《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本文作者 王亮亮
往往坐失战机。帅臣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边地的将帅一年之间换三五人。“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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